原来，她在二楼她自己的房间里，偶尔，她会像小孩一样蹑手蹑脚溜到楼梯口，听下边大人们在说什么。她听到她母亲哭过好几次。她回到床上琢磨着，“要是我患的是一般的腺热，母亲干吗那么伤心地哭呢？可理查德也说是腺热，那一定没错。”

过了一会儿她又想，“会不会理查德也说慌了呢？”她又琢磨这怎么可能。非常令人惊奇地，她很快想到一定是她父母强拧着我说谎了。

她面对这种困境非常平静，安祥地说，“好，我患了何杰金氏病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”

普林斯顿给了我一个奖学金，可按规定要是我结婚的话就会被停止，我们知道何杰金氏病的进程：它有时会缓解一些，艾莲可以回家住；过一阵它又会恶化，她必须住院。这样来回来去大概会延续两年。

我想，尽管我还在攻读博士学位，我可以在很出名的贝尔实验室做一些研究。我们可以在纽约皇后区租一间房子，那儿离贝尔实验室旁边的医院不远。我们可以几个月后在纽约结婚。那天下午我们把一切都计划好了。

好几个月以来，医生想取艾莲颈淋巴结的组织做活检，

可她的父母一直不同意，他们“不想烦扰这可怜的姑娘”。这回我有了新的决心，不停地做他们的工作，向他们解释这项检查非常重要。有艾莲的帮助，她的父母终于被说服了。

几天之后，艾莲打来电话，“化验报告出来了。”

“是吗？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你来看看，我们可以谈一下。”

我到了她家，她递给我化验报告，上面写着：“活检证明淋巴腺有结核菌。”

这把我彻底激怒了。我说的是，医书上第一条写的就是他妈的结核病！我忽略了它，因为书上说这是最容易检查的，而医生们在诊断时千难万难。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首先检查最容易最明显的！那确实是最容易最明显的：因为那从诊室里奔出来的医生问的“她咳血没有”，他的想法正在点子上，他知道病因大概是什么！

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傻瓜。我用了不充分的间接证据，但忽视了最明显的可能性。我想当然地以为医生很聪明。不然的话，我会首先就建议查结核菌，没准儿那医生写的就会是“结核病”？我真蠢。从那以后，我刻骨铭心地学会了。

艾莲说，“那我有可能活七年呢，我还有可能好转一些“你什么意思啊，难道你还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么？”

“可是我们就不会很快结婚了呀。”

你看，当得知艾莲的何杰金病只能让她活大约两年时，我们计划好了一切（从她的观点出发）。现在她可以活得更长，她倒好像因打乱了计划而烦恼了似的。不过，我很快就向她说通了这是件好事。

自那以后，我们知道两人一起可以面对任何事情。经历了这番，再也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了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，我当时正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，被吸收进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。数月之后，我刚拿到博士学位就向家里宣布要结婚。

父亲忧心忡忡。从我呱呱坠地，他就精心培育，希望我成为一个快乐的科学家。他觉得我那时结婚还太早，会耽误我的事业。父亲一直有个怪念头，要是一个男人出了什么事，他总是说，“注意他背后的女人。”他觉得女人是男人的最大危险。男人们一定要提防女人，不可心软。当父亲听到我要和患肺结核的艾莲结婚，又多了一层担心，怕我会被传染上。

整个家族，叔叔、阿姨、所有的人都担心之极。他们请来了家庭医生，向我解释结核病是非常危险的，我准会被传染上的。

我说，“告诉我这病是怎么传播的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
艾莲和我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：我们不能接吻，因为口中会有结核菌。

然后家人开始向我解释说，当初我和艾莲相约毕业后结婚时，还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形。谁都会理解一个不明情况的婚约并不是真正的婚约。

我从来没有过他们那种发疯的念头，即和艾莲结婚是因为以前我向她保证过，我连想都没那样想过！尽管没有一张证书，没有结婚登记，我们相爱甚笃，早已在感情上结婚了。

我反问，“要是一个丈夫知道妻子患了肺结核就弃她而去，难道你们会觉得是个合理合情的事吗？”

诸人中只有我的一个阿姨觉得结婚也不见得是坏事，其他人全都竭力反对。不过到那时，我早已经尝到过家里给的劝告有那么多错，我坚持自己的观点。我毫不费力地拒绝听从他们的劝阻，我行我素。他们怎么讲也没用。艾莲和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的。

艾莲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。在普林斯顿边上的狄克斯镇有一家慈善医院，是由纺织女工的工会支持的。虽然艾莲不是纺织工，他们也照收不误。我那时刚刚毕业，参加了政府的工作，薪金很低。但是这样安排至少能让我照顾她。

我们决定在去医院的路上结婚。在普林斯顿的一个叫比尔·吾德华德的同学借给我一辆车，我把它改装了一下，把后座放倒，加了一个床垫，像救护车一样。这样，艾莲累的时候可以躺下。虽说她当时的状况并不太糟，可也毕竟几次住院，身体很虚弱。

我开车去她家接上我的新娘，艾莲一家向我们招手告别，我们开车走了。经过皇后区、布鲁克林区、斯坦顿岛，上了摆渡船——那是我们浪漫的结婚游船吧——然后到市政厅去登记。

我们慢慢地走上台阶，进入办公室。接待人员很友好，马上办了一切手续。他发现我们没有证婚人，于是立即从旁边的办公室里找来了会计和书记员。按纽约法律，我们正式结婚了。那时刻我和艾莲都幸福无比，牵着手互相冲着笑。

那办事员说，“你们正式成为夫妻了，你该吻新娘啦！”

于是羞得面红的新郎在新娘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。

我给了每个人一点小费，谢了又谢，然后开车送艾莲去医院。

从那时起每个周末我都去看艾莲。有一次公共汽车晚了点，医院已经不许探视了，而附近又没有旅馆。我正好穿着一件很旧的羊皮袄保暖，就找了个空地睡了一夜。由于怕别人早上起来看见我，所以我在远离别人房子的地方安顿下来。

第二大早上醒来，我才发现这原来是个大垃圾堆！我自觉傻乎乎的，不禁大笑起来。

艾莲的医生非常好，可每次看见我付给医院一张18元的国库卷就很生气。他坚持说我们收入这么少是不用付钱的，可我还是每次都付。

一次，我在普林斯顿收到了一大盒铅笔，每支上都有烫金字写着，“亲爱的理查德，我爱你！波丝猫。”（我管艾莲叫波丝猫。）

这倒是蛮甜蜜的，我也很爱她，不过嘛，人总是会不留心把铅笔丢掉的，比如和瓦格纳教授讨论问题后，就蛮有可能把铅笔扔在他桌上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些字让人多不好意思。

那时大家的境况都不富裕，所以我不想浪费那些铅笔，于是我用小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。

第二天，我就收到艾莲的信，上边写着，“把铅笔上的字刮掉算个什么事儿呢？”接着说，“难道你不为我爱你而自豪吗？”随后又是，“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？”

下边还有打油诗，“你若以我为羞，哒，哒，哒，你是个核桃！”后边一段也差不多，只是最后一句变成了“你是个杏子仁！”每一个都是“果仁”的不同说法。（译者注：“果仁”在美国俚语中也被用作“傻瓜”。）

我还有什么选择呢？只好乖乖地用那些烫了金字的铅笔。

不久，我到了洛斯阿拉摩斯。罗伯特·奥本海默是总头目，他把艾莲安排到了阿伯库克市的一家医院，大概离我们那儿有160公里。周末我总是去看她。我在周六搭车去她那儿，下午可以探视她，晚上住在旅馆。周日上午又可以见一面，然后搭车回工作地。

在工作日，我会常常收到她的来信。有时她会弄一个拼字游戏，剪散了装成一袋子寄来。这时，军队的邮检便会给我一个警告单“请告诫尊夫人这里没有时间玩游戏！”我从来没有告诉艾莲，因为我很乐意于她玩游戏，尽管有时把我陷入令人发笑而又窘迫的局面。

在五月的一天，洛斯阿拉摩斯所有的信箱都被塞进了报纸，成百成千遍地都是。打开报纸，上边印着巨大醒目的字样“举国上下欢庆理查德·费曼的生日啦！”

艾莲在和整个世界做游戏，她有许多时间去琢磨，看杂志，然后订这订那。她总是变些新花样。（她大概从常去看她的我的同事尼克·麦特波力斯那儿得了不少帮助吧。）艾莲身在她小小的屋子里，心却在世界上。写着不着边际的信，寄来各式各样的东西。

一次她寄来一本做炊具广告的书，里边的炊具全硕大无比——大概是供监狱这种人口众多的地方使用的吧。从风扇、炉钩、到大盆大盘，应有尽有。我暗想，“见鬼，这有什么用？”

这使我想起早先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，她寄给我一本大船的广告，上边是战舰、远洋轮之类。我去信说，“你打什么主意呢？”

她回信说，“我在想，等我们结婚时，可以买条船。”

我写道，“你疯了？！也太不着边际了吧！”

不几天，又有一本广告寄到我这儿。这回是富人们用的那些十几米长的游艇、帆船。她的夹条上写，“既然你无意买上次广告书里的大船，或许我们可以买这样的。”

我去信，“听着，你还是不切实际！”

不久，另一本广告又来了，是卖各种小汽艇的。

我写道，“太贵啦！”

最后，我接到她的条子，“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理查德，你一直在说不。”原来，她的一位朋友有一条旧的手摇木船出卖，标价15美元，艾莲想买下来，以便夏天时我俩可以泛舟。

唉，经过这么多折腾，谁还能说“不”呢？

正当我在琢磨那本炊具广告的用意时，第二本又到了——做的广告是供中小旅店用的炊具。几天之后，又来了一本，是家庭炊具。

当我周六去看她时，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原来她邮购了一个十八英寸的小烤炉。

“我想咱们可以烤牛排呢！”她说。

“胡扯！我们怎么可能在这屋里烤牛肉？烟啊、火啊的……”

“噢，不，”她说， “你只要把炉子支在外边的草地上，每周日就可以烤牛排了！”

那医院正对着贯穿美国的66号公路！ “不行！”我说，“我是说，那么多的汽车、卡车来来往往，行人走来走去，我怎么可能大模大样在草地上烤牛排？”

“你干吗在乎别人人怎么想？”（她开始用这来折磨我了！）“好吧，”她说，一边拉开了桌屉，”我们可以互相让步，你不必戴大厨师的帽子和手套好了吧？”

她晃着那种真正职业大厨师用的帽子、手套，然后她说，“把围裙穿上试试！”围裙打开，上面赫然印着“烤肉大王”之类傻乎乎的字样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！”我吓慌了，“我去草地上烤肉好了！”于是那以后的周六、周日，我就只好到66号公路边去烤牛排了。

另一件事是关于圣诞卡。在我刚到洛斯阿拉摩斯才几星期后的一天，艾莲说， “我想应该给你的同事们送圣诞卡，你想不想看看我挑的卡片？”

那些卡片都很精致，可里边写的是“圣诞快乐！”，署名是“理查德和波丝猫”。我抗议说，“这怎么能送给费米和贝特？我都不认识他们呢！”

“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？”——结果自然是，卡片都送出去了。

第二年圣诞又来了，那时我和费米、贝特都熟了，还去过他们家，和他们的孩子玩，关系很友好。

一天，艾莲用很正经的语调对我说，“理查德，你尚未问及有关今年圣诞卡的安排……”

我可着慌了，说，“哎，让我瞧瞧……”

卡片写着“圣诞、新年快乐，理查德和艾莲·费曼”。“很好，”我说，“很好，这对每个人都合适。”

“哦，不，”她说，“这对费米、贝特和那些大名人可不合适。”果然，她拿出另一个盒子。

她取出其中一个，上面的祝辞是一样的，可署名变成了“费曼博士及费曼太太”。

我又只好把卡片送出去了。

“这回怎么这么正儿八经的，狄克？”他们都大笑起来，觉得很开心，因为艾莲捣了这么多鬼，我却毫无办法。

艾莲除了琢磨游戏之外，还买了一本叫做《中文字的音与形》的书。那是本很可爱的书，我一直保存到现在。书里有五十来个字，都以极漂亮的书法写出，旁边注着什么“三女成灾”之类的东西。艾莲买了专用的宣纸、毛笔和墨，开始练习书法。她还买了本中文字典，以便知道更多的汉字。

有一次我去看她时，艾莲正在练书法，她自言自语地说，“不对，写错了。”

我这个“伟大的科学家”说，“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字怎么写只不过是人为的惯例罢了，并没有自然法则来规定它非要怎样，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。”

“我是说，从美的角度来看不对头，问题的关键在于平衡，在于感受。”

“这样、那样，我看没什么区别。”我争辩道。

“来”，她递过毛笔，“你自己试试。”

我写了一个，然后说，“等等，让我再写一个——刚才那个太散了。”（我还是不松口说写错了。）

她问，“你怎么来定那个字应该多散才对呢？”

我明白了她的用意。那些笔划都有一定的方法才能写得悦目。美学的规律是一种特殊的东西，我不能定义它。因为我不能定义它，我就不承认它的存在。可事实上，从刚才的经历中我领悟到它是存在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对艺术有了一种惊奇神往。

在那一阵，我在奥伯林上大学的妹妹乔安寄来了一张明信片，用铅笔写着些中文字。

乔安比我小九岁，也在学物理。有我这样一个哥哥对她着实不容易。她总是试图找一些我不能做的事。这回，她悄悄地在学中文。

我不懂中文，可有一件事是我平生兴趣所在，就是花无穷的时间去解谜。那个周末我把明信片带着去见艾莲。她教我怎么以偏旁部首和笔划来查字典。有趣的是每个字有几个意思，你必须把几个字连起来才能弄懂它们说的是什么。

我极其耐心，终于解开了字谜。乔安写的是诸如“我今天很愉快”之类的话。可有一句我不太明白——“我们庆祝了这里的造山节”。以为是我弄错了，后来才知道在奥伯林还真有个神经兮兮的“造山节”，我还真翻译对了。

那些词句都是日常琐语，可我知道乔安写中文是在向我显示呢。

我从艾莲那本书里横挑竖挑地拣了四个宇，似乎可以凑成一句，然后拿起毛笔大练特练，每个字都写上五十多遍，从中挑比较漂亮的，由艾莲认可，排成一行。我用尼克的相机把我的杰作照下来留念，然后，把粘好的纸卷好，塞在一个筒子里寄给我妹妹。

她接到后把纸卷打开，却不认识那些字。她以为我是随意挑了四个字，于是找到她的中文教师。

他看到这些字后第一句话是，“书法相当不错嘛！你写的？”

“呃，不。它们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老兄亦言。”

我真是坏透了，总不让乔安有机会赢我一次。

艾莲的身体越来越弱。她父亲从纽约来看她。在二战期间，做这样的长途旅行是很花钱的。可他知道艾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一天，他打电话到洛斯阿拉摩斯，“你最好马上来。”

我预先早就和我的一个朋友克劳斯·法希安排好，有紧急情况时可以借他的车，尽快开到医院。我开车上路，让两个人搭上车，以防万一需要帮忙。

果不其然，我们开到圣塔菲时，一个车胎爆了，搭车的和我一起换了备用胎。可当我们开出圣塔菲时，备用胎又爆了。正巧附近有个修车铺。我记得我在耐心地等修车师傅先修排在我前面的车，可那两个搭车的知道情况紧急，便跑去向修车师傅解释，他立刻先把我的车胎补好了。我们决定不等他补备用胎了，因为那会有更多的延迟。

我们又上路了。我有些后悔方才太急于赶路，都没对修车师傅说几句感谢的话。在离医院大约50 公里处，又一个车胎爆了！我们只好把车扔在路边，搭车去医院，然后再打电话给拖车公司。

我在医院见到艾莲的父亲，他在那儿有几天了，”我再也受不住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回家去了。”他太难过了，径直走了。

我最后见到艾莲的时候，她已非常虚弱，神志也有些迷糊了。她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的，大多数时候直瞪瞪地注视前方，偶尔会环视周围一下，呼吸艰难。有时她的呼吸会突然停止，好像在咽下什么东西似的，然后又开始呼吸。如此延续了好几个小时。

我出去走了一会儿。我觉得很奇怪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自己的感觉并不像平时人们讲的那样悲痛欲绝。也许我在骗自己？当时我自然不会心情很好，可也并没有特别地悲伤，大概是我们很久以来早巳明白，这一天终会来到。

这一切很难解释。假如有长生不老的火星人来地球，看见我们这些叫做人类的动物，明知死亡不可避免，却在死之前活七八十年，大概火星人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心理问题——在明知生命易逝的情况下活着。可是我们人类就是这么活着，我们在死的预期下欢笑、玩乐、生活。

对于我和艾莲来说，和一般人的区别不过在于他们有五十年，而我们只有五年。这只是一个量的不同——根本的心理问题其实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觉得“别人能有五十年，比我们更幸福”，那倒是会有区别。可我们并不这么想。人实在没有必要弄得自己悲苦无比，去抱怨“为什么我这么背运？上帝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究竟我做了什么会招来这报应？”——如此种种。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理解现实，理解整个现实，那么上述的抱怨便毫无意义。所有发生的，存在的都是无法预期无法改变的，只是生命中的偶合罢了。

我和艾莲有过多么快乐的几年！

我回到她病房，心里想象着此时她身体里发生的那些生理变化：肺功能衰竭导致氧气不能充分进入血液，脑缺氧便会神志迷糊，心脏微弱，反过来又让呼吸更困难。我一直预计在各器官都衰竭的时候会有突然间的总崩溃。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。她只是越来越神志不清，呼吸愈弱，直至停止——不过在那以前，还有一次很微弱的呼吸。

值班护士证实艾莲确实亡故了，然后就走了，因为我想单独和艾莲在一起。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，然后俯身在她额头上吻了最后一次。

我惊奇地发现，她的头发的气味还是和以前一样！过了一阵想想，其实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头发的气味没有理由会改变。可在当时，这对我是个小小的惊诧：在我想来，一个巨大的变化刚刚发生了，可是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
第二天我去丧葬场。一个工作人员递给我几个从艾莲手上摘下的戒指，问我，“你要不要再看你妻子一眼？”

“这是什么……不，不用再看了！”我嚷道，“我刚才看过她！”

“是的，可现在她被化妆过了。”

丧葬场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彻底陌生的。为什么要去给一个已经空却的躯壳涂脂抹粉呢？我不想再见艾莲，那会让我更难受。

我打电话从拖车公司那儿要回了车，把艾莲的遗物收拾好放在后座上，让一个人搭上车，往洛斯阿拉摩斯开。

还没到10 公里，啪，又一个车胎爆了。我开始破口诅咒起来。

搭车的用一种看疯子似的眼光瞧了我一眼，“只不过是一个车胎爆了，是吧？”

“没错，可是一只，一只，又一只！”

我们换上备用胎，以很慢的速度开回了洛斯阿拉摩斯，也没去修那只坏胎。

我不知该怎么面对在洛斯阿拉摩斯的朋友们。我不想让别人都阴沉着脸，问我艾莲的故去。有一个人问我情况如何。

我说，“她死了。你的工作进展怎样？”

他们一下就明白过来我不想把悲伤传染开来。只有一个人来表示哀悼，我后来才知他在我回去的时候并不在工作地。

一天晚上，我梦见艾莲，我马上说，“不，不，你不能到梦里来！你已经不再活着了！”

过了些天，我又梦见艾莲。我又说，“你不能到梦里来！”

“呵，不，”她说，“我骗你了。其实我是对你厌烦了，才策划了这一切，以便我可以脱身。可现在我又喜欢你了，所以就回来了。”我的意识和自己在闹别扭。总有一天我们会能够解释，为什么他妈的在梦里她会依然活着！

那时，我准是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，我一颗眼泪也没掉。直到一个多月后，我在橡树城的一家商店里看见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，我想，“艾莲一定会喜欢的，”顿时不能自己，潸然泪下。